山西煤炭整合工作收尾合法性争议未了儿童袜
发布时间:2022-08-12 16:52:16 来源:泓佳机械网
山西煤炭整合工作收尾 合法性争议未了
山西新政煤企重组国有化 煤老板不答应(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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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投资山西的煤老板有投机因素,但在当时,多数投资者基本上是按照当地法规进行的,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如今一刀切地否定和整合,不仅是损害山西的投资环境和政府信誉,也是对中国法制精神的毁坏。
尽管充满争议,山西省政府主导下的煤炭整合已进入收尾阶段。
《证券市场周刊》从山西省煤炭工业局获悉,截至11月30日,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已经签订正式协议的煤矿比重达到97%,主体接管比例达到94%,已变更和正在变更采矿权许可证的企业占70%。
当山西方面欣喜地宣布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千里之外的浙江省政府相关部门和银行却备感焦虑:数万名到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被迫退出的同时,各自将面对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损失;上万名破产人员形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危及当地银行信贷链;同时,浙江有可能失去近三分之一的煤炭供应,影响当地的经济正常运行。
争议煤炭整合的合法性
今年10月,浙江产权交易所矿业权交易中心主任王小军在其一份调查报告中称,初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约450多家、煤矿500多座,投资总额在500亿元-1000亿元之间,控制的煤炭资源年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占投资山西煤矿民间投资的近1/6。在所有浙商中,温州人占90%。
按照山西的煤炭整合方案,年产能低于90万吨的煤矿由山西省七家国有煤炭集团和少数几家当地民营企业接管,而浙江煤商投资的煤矿将被悉数整合,作为整合的补偿不及投入的1/3或1/4甚至更少。
这引发浙江煤商的不满。从今年3月山西方面开始整合煤炭资源至今8个月期间,他们多方求助法律界、媒体和当地政府进行呼吁和协调。
由此,引起舆论界对山西整合煤炭模式的广泛争议:之前浙江煤商都以市场价购置煤矿采矿权,也遵从山西省相关规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如今采矿权时间未到,在不进行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山西省政府强行整合,对整合对象、整合方式以及补偿标准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虽然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但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合法?
如此整合,浙江方面如何化解500亿元至1000亿元损失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信贷安全以及煤炭供应危机?而山西方面由于政府信誉的恶化,今后将何以吸引外省的资本投入?争议和矛盾没有解决,草率推进,势必形成更大争议和矛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山西的煤炭整合。
好梦不到一年即破灭
“虽然无奈接受,但绝对心里难平。”12月3日,即将乘飞机回乡之际,浙江温州的绍先生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此时,他的脸上写满悲怆和无奈。
绍先生曾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此前经过几年服装生意的打拼,他白手起家在大同赚得千万资产。但他发现,比起当地出手阔绰、“悍马”成群的“煤老板”,自己远不算富人。而作为浙江人他深知,在他的家乡,拥有煤炭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和政府官员的另眼相看,有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
2008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用全部身家1200万元向当地一个煤老板购得大同南郊区一处年产约20万吨的小煤矿。之后,除了购矿投入,为使矿井符合标准,拿到投产所需的“六证”,他又举债4000万元对原有矿井进行改扩建。按目前每吨200元的利润,一年下来他将收回投入,还净赚2000万元。
岂料他的美好梦想不到一年即被摧毁。
山西的政策一直在变
2009年3月25日,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年底,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当时山西共有煤矿2598座,将缩减60%以上。
对于煤老板而言这显然难以接受。山西的政策一直在变化,小煤矿的年产能下限一直在升级中。2004年的“煤炭产权改革”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关停;2006年,《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让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出局;之后是30万吨以下的煤矿;这一次,整合对象是90万吨以下的煤矿。煤老板为了满足政府的要求一再追加投资,而政府在整合时,对于此前的要求和承诺却置之不理。
山西省对煤炭行业进行的结构调整,均称根据国务院的两份文件进行的。其中《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2005)18号”)提出,要“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矿,鼓励资源储量可靠的中小型煤矿,通过资产重组实行联合改造”,并要求从2005年开始,用3-5年时间形成若干个亿吨级生产能力的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如果按5年计算,今年当是贯彻国务院精神的最后一年,似乎刻不容缓。
浙江煤商发现,在政策鼓励与行政强制之间,山西省政府显然选择了后者。
另外,在规模方面,根据国务院2006年6月15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即“国函(2006)52号”)的要求,“尽快完善煤矿准入标准。继续推进煤矿的整顿关闭,规范资源整合,整合后矿井规模不低于30万吨/年,新建矿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60万吨/年,回采率不低于国家规定。”
而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4月15日提出“兼并重组整合后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山西省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短时间内大大超过了国务院批准的合理规模。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认为,认定90万吨以上煤矿比30万吨以上煤矿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这没有任何依据。目前大型煤矿的开采对生态、环境、水资源、土地塌陷等方面的影响并不比小煤矿小。
宁肯损失退出也不愿意折价入股
更让浙江煤商无法接受的是山西省政府对煤矿价值的评估。
对于小煤矿重组补偿机制为:被兼并重组的煤矿,凡是在2006年2月28日之后向国家已缴纳资源价款的重组后的新企业,要退还该企业剩余资源量的价款,并按照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在2006年2月28日之前向国家已缴纳资源价款的重组后的新企业,在退还剩余资源量价款的同时,按照原价款标准的100%给予经济补偿。
首先,评估机构由政府部门和兼并单位指定;其次,评估对象仅限固定资产,如地面建筑、矿井设备投入等,而不是按资源储量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评估价往往只有实际投入的1/4或1/3。
具体到绍先生,他总共投资4000万元,所购的煤矿已探明煤炭资源量仅约为200万吨,按当时为3.65元/吨煤炭资源价款,实际补偿仅为1095万元。加上设备投放评估,不足1500万元。
如不接受对价补偿,煤炭企业也可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在新组建企业中的股份。
对于绍先生而言,折价入股还不如对价补偿,“如果选择折价入股,这只能参股,不能控股。”他十分了解国有煤企粗放式的管理,吨煤成本数倍于民企小煤矿。再者,国企老总“豪强”的作风,“不可能给民间小股东应有的分红,入股等于血本无归。”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民企老板都有这种顾虑,宁肯损失退出,也不愿意折价入股。
山西政府理直气壮
对此,山西省政府方面态度明确:当初煤老板买煤矿时,并不是通过市场化的公开拍卖获得采矿权,政府当初的收益很小,而现在收回时自然也不能让政府吃“哑巴亏”,按市场价进行补偿。
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规划发展处处长苗还利认为,许多浙江煤老板从开始拿矿的时候就是准备去炒卖的,拿到矿井就转手卖给下家。此次补偿,对于一开始以政府定价购进煤矿的人肯定可以接受,不能接受的是那些高位入局者。
山西省政府官员的态度是,真正从中得利的是那些炒矿者,不能要求政府为此买单;而对于2006年之后接棒者,往往是高价被套者,虽然目的不是炒作煤矿,但事实上参与了炒作,风险当然应该自担。损失最多,叫苦最厉害的往往是那些通过暗箱操作购置煤矿者。
山西省公开的调研显示,调研到浙江省共131个自然人来山西省投资办的75座矿产中,其中23座矿井即将枯竭。
山西省官员分析道,这些煤老板在2006—2008年时拿这些矿井的时候就知道要关闭了,早拿矿井的那部分煤老板应该已经挣了钱。而这些煤矿还能转手的原因是,当地人承诺,可以搞定地主煤矿或国有煤矿的关系,可以超界开采。而对于买方而言,只投入少量或不投入资源款,即可获得应得利益。岂料机关算尽,整合时对于此种情况的补偿就更加微不足道。
在山西,煤矿买卖潜规则盛行。据一位熟知此道的人士向《证券市场周刊》介绍,往往买卖双方私下谈好,一页多纸的买卖协议就完成了一座煤矿的交易。如果完全履行正规手续,到各个部门去登记,要交很大一笔钱,而且还得上下打点。很多矿井在炒卖过程中没有经过有关部门进行登记而自行转手,登记的矿主仍然是最开始的自然人。
山西官员说,这是非法的。非法的东西自然得不到保证。
问题是,很多通过规范手段获得采矿权,而又严格按照政府要求,对矿井技术进行改造的投资商,却无奈成了陪绑者。
对此史晋川认为,转型期出现的产权界定的问题,主要责任在政府,大多数煤商没有意识到这些陷阱,当做一个大便宜拿进来,这些煤商值得同情。
波及浙江银行信贷和能源安全
山西煤炭整合方案已引起浙江省相关部门的重视,纷纷派人去山西进行调研。
7月上旬,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省经济协作办组成立专门课题组,赴山西走访晋中、临汾、大同等地的浙籍企业。10月,该课题组组长、浙江产权交易所矿业权交易中心主任王小军将报告送达浙江省司法厅。
10月份,浙江省银监局和央行杭州中心支行也进行了调研,并发布了《部分省市出台煤矿新政波及温州信贷质量亟待关注》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山西煤矿的温州民间资本大部分为矿老板及股东成员的自有资金,约占总投入的70%,其余30%的资金来源为民间集资和民间借贷等两种形式。山西煤改政策在给温州商人造成较大冲击的同时,波及到温州信贷资产质量,造成经营者流动资金趋紧,进而影响经营者相关贷款的还本付息。
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上半年温州的GDP只增长了3.5%,在浙江省排名倒数第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其中的原因,山西浙江商会负责人金松认为,温州过剩资本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一部分进入了煤炭行业,近千亿元的温州资本深陷山西。
除了银行信贷安全,金松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可以预见的是,浙江的煤炭供应将会深受影响。在2008年浙江省消耗的1.8亿吨煤炭中,山西浙商直接或间接返销煤炭占30%。
虽然按山西省政府公布的重组办法,允许单矿产量50万吨,总体在300万吨以上的民营企业参与重组,但浙江省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并没有符合相关标准,因此统统被排除在外。按此标准,事实是要么接受山西国有煤炭企业的重组,要么接受山西的民营煤炭企业的重组。
两败俱伤的博弈
浙江煤老板在山西省的境遇引起浙江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除了派人去山西进行调研外,浙江省政府也出面组织协商调解。12月2日,浙江省政府“沟通团”由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1名副主任带队,成员5人,在山西,他们会见了浙江煤老板及山西省煤炭厅和国土资源厅官员,但山西方面在会上“没做任何表态”。此前,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曾邀请山西省发改委、煤炭厅及国土资源厅相关官员在杭州参加座谈,但山西方面没有人出面参加。
在与山西方面沟通的同时,11月9日,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山西省等相关部门发出《关于要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的公民建议书》的特快专递。该建议书质疑,山西煤矿整合的相关文件政策涉嫌“背离国务院文件精神”,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侵犯了浙江煤炭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
虽然山西省政府在此次整合中,看似始终占有主动地位,但很难说是胜利者。
绍先生在离开大同时表示,以后决不到山西做生意了。相信有了这次前车之鉴,撤走的浙江煤商很难再回到山西。
有媒体报道,在山西进行煤炭整合的同时,山东日照和文登官员先后奔赴山西,主动向山西的煤老板们“示好进行招商,而且效果显著”。
此次退出的不止是浙江煤商,还有众多的山西本地煤老板。山西临汾一位煤老板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当地煤老板同样对政府的做法不满,但敢怒不敢言。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向《证券市场周刊》证实,山西省煤老板约有1400亿元的资金将被迫从煤炭领域退出,这些资金流出山西,是山西各地政府的一大失败。此外,还恶化了山西的投资环境形象,损失不可估量。以为国有企业接管民营小煤矿后就万事大吉,这显然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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